美国快餐巨头汉堡王并购加拿大TIM HOTONS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

8月25日，美国快餐巨头汉堡王确认，公司正在洽购加拿大咖啡及甜甜圈连锁集团提姆霍顿，并欲将总部迁往加拿大。此交易引来美国国内不少争议，许多观点认为汉堡王搬离美国的最大目的是避税，因为加拿大的税率远远低于美国。

　　汉堡王外迁并非孤案，今年7月芝加哥制药公司艾伯维以540亿美元收购英国制药商夏尔，将总部迁往低税率的英国。更早之前，苹果公司将数十亿美元收入从美国转移到爱尔兰，每天成功逃税1700万美元。这种税收倒置的交易做法近年来在美国越来越热，数十家美国大公司通过收购低税率国家的公司将总部外迁以达到合法避税目的。

　　眼见大企业争相出走致使税基严重流失，美国各界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希望找到制止公司税收外流的良方。财长雅各布·卢号召美国公司应当爱国，提出“新型经济爱国主义”；工会领袖斯特恩指责，如果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不为本国福祉做贡献，那么美国将负担不起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奥巴马则希望通过修改法案将公司所有权变更幅度由20%提高到50%，并硬性要求兼并后的公司管理地点必须设在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过度征税才是症结，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会让企业走向灭亡。

　　各方争执不下，税改裹足不前，资本加速外逃，令人开始质疑，是资本主义出了问题，还是民主制度除了问题，以至于让美国的根基撤离、“孩子”改姓？《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已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美国人可能很快就要面临一个抉择：要资本主义还是要民主？

　　美国巨贾们的纷纷外逃，是否真预示着民主末日要来了？环顾世界，或许当有另一番考量。

　　资本外逃既非美国独有，也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所谓资本外逃，是基于避险、获利等动机，在一国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简言之，资本外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异常资本外流，而非正常的对外投资流出；第二，既包括短期资本也包括长期资本；第三，既有规避经济风险的，也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由资本外逃的定义和特征可以看出，资本外逃的行为既无关“主义”，也无关“民主”，而是资本自身具备的“趋利避害”特有属性。因此，不仅美国存在资本外逃的问题，其他许多国家也被资本外逃所困扰。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由来已久，而近年来也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2011年在中国拥有可投资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主中，近30%以完成投资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投资移民。不同于印度与拉美国家的是，中国人移民的主要考量既非节省子女教育费，也非去发达国家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是为了将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以及用外资的身份在国内享受优惠待遇赚更多的钱。

　　俄罗斯的资金外逃比中国又严重得多。今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争夺上展现了强硬手腕后，欧美宣布将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欧美制裁引起了俄罗斯资本的强烈担忧，俄罗斯经济部副部长表示，政府估算第一季度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将达650亿至700亿美元，超过2013年俄罗斯全年63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量。

　　由此可见，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全然不同的中美俄都存在令人担忧的资本外逃情况，可以说，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在于具体政策。美国的资本外逃源于过高的赋税难与世界接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税率从40%~60%降至20%~30%，而近年来美国却并没有降低税率，导致企业为避税而纷纷外逃。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美国资本外逃类似，是资本的“趋利”所推动，由于内外资待遇双轨制，外资机构和外国公民在所得税、关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享有额外的优惠待遇，因此许多国内投资者通过过渡性资产外逃，将资本转移至境外，再以外资身份回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险”，既有包括汇率风险、贬值风险和产权风险的经济风险，也有行贿受贿等非法收入为了逃避政治风险。而俄罗斯的资金外逃则主要源于资本规避政治风险。

　　因此，各国欲解决本国资本外逃的问题，须从政策层面自省，制定适于本国国情的方案，而非将资本定在道德的十字架上，甚至与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纠缠不清。寄希望于“经济爱国主义”，或是怒斥钱有“铜臭味”、资本有“劣根性”都无补于事，这种作为，不仅是执政者制定政策的无能，更是逃避思考的懒惰。资本如水，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无善无恶，载舟还是覆舟全在如何驾驭。过界的将资本从经济领域拽入道德范畴，反而会诱发社会多方面坍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市场必胜论达到了顶峰，市场不仅被人们认为能够最有效的分配资源和风险，还被认为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善。在这种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市场开始从经济领域进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一些原本由道德准则等支配的衡量标准被“市场价格”取而代之。直到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这场完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在经济领域能力的质疑，更让西方开始反思市场与道德的关系——市场排挤掉道德后，社会全方位的“沦陷”。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来中国大学演讲，以《金钱不能买什么》为题，讨论了市场原本不应当进入，却已经进入并且逐步泛滥的领域：监狱变成盈利性质、战争交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选票近乎被允许买卖、怀孕可以外包……似乎一切都变得待价而沽，所有问题都能够靠资本来解决，这种社会变化正是将资本扣上“善”的道德帽子带来的。

　　将资本冠以善恶标准来衡量社会所引发的道德沦陷值得我们警醒：在资本外逃的问题上，抛开善恶、抛开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专心探讨具体措施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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